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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委高官,你在为谁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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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蚌 ababang@126.com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国家2004年统计公报显示,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已经达到119.6:100。这已经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数据了,然而,这个数据还远比实际情况要差得多。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我不可能有也不敢擅自发布更详细更全面的统计,只好请有良知的中国人就近到自己身边的农村小学去看一看,相信你亲自调查过之后,肯定大吃一惊,也再不会说我是危言耸听!

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老龄化问题上“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未来的中国靠什么来供养这成群结队的老人?

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和老龄化问题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造成极端不利的影响,如果控制不当,其结果对中国或中华民族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现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数年来为此奔走呼号,希望能够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采取果断措施,立即调整现行的过于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挽救陷入严重人口危机的中国。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为行文方便,称“国家计生委”)的高官们当然听到了这种声音,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却很令人们失望,他们没有去认真思考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得失,反而极力为千疮百孔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辩护。先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几次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就计划生育政策问题做些解释说明。但是,张维庆的谈话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并且闪烁其辞,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他。其谈话公开后,网民一片嘘声。计生委无奈,再让副主任赵白鸽披挂上阵,继续为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辩护,希望能够挽回一些面子。赵的谈话吸取的张的教训,语言上的漏洞少了一些,面子也挽回了一些,但根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我认真倾听并详细阅读了他们的发言,我觉得他们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或是片面的,这些错误或片面观点支配下的错误决策必将使中国错过解决人口问题的最后机会,最终将中华民族推向苦难的深渊。

我归纳国家计生委高官的错误或片面的观点是:

一、当前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主要是文化传统造成的,政策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二、即使放开到允许农民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性别选择还仍然会存在的。

三、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

四、要解决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主要应从抑制滥用技术手段上来解决,应该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产生显著的结果。

 

对其一,我认为中国现在人口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还是政策的原因,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只是次要的原因。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人口性别比都应高于现在才对,对儒家文化继承较好的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性别比也都应高于中国大陆地区才对。可这明显不是事实。

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干部职工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农民家庭如果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可自然获得二胎生育资格,第一胎生育男孩的,则没有二胎生育资格。而多数群众的意愿是:如果允许生一个,那么多数人想生个男孩;如果第一胎是女孩而允许生第二胎,则几乎百分之百都想要男孩;如果是第一胎生育了男孩再想生二胎,多数人想要个女孩,但是政策不再给他们生育二胎的机会。

而计划生育部门对控制计划外怀孕和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力度上,也明显重视控制计划外怀孕,轻视控制新生儿性别比,对控制计划外怀孕,有考核指标,而对于控制新生儿性别比,只有宏观意见,却没有具体指标。当二者出现矛盾的时候,控制新生儿性别比要服从于控制计划外怀孕。举个例子,一位农村妇女计划外怀孕,计生干部去做她的思想工作,希望打掉这个孩子。这位妇女私自到医疗单位做了性别鉴定,发现怀的是个女孩,也就同意打掉这个孩子了,计生干部也明知打掉这个女孩会进一步加剧性别失衡,但为了降低计划外怀孕数量,也没有别的办法。

由此看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群众选择男孩的意愿,却忽视或压制了选择女孩的意愿。这才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漏洞。

对其二,赵白鸽说,即使放开到允许农民家庭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个性别选择还仍然会存在的。这话不错,性别选择肯定会仍然存在,但她忽略的是,如果真的放开,所有胎次顺其自然、不做性别选择的比例一定会上升,第二胎选择女孩的比例也一定会上升,这样肯定会使大量的女孩能够逃脱被扼杀的命运,存活下来。而这肯定是有助于平衡性别比的。

对其三,我不赞成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观点,我认为应该稳定的是能够维护人口合理再生产的生育水平,也就是妇女平均生育率要达到2.32.4,而不应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1.81.8的平均生育率固然能够有效减少中国的人口,但却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带来更多更麻烦的问题,避坑而落井,岂不是得不偿失?可以肯定的说,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同类问题,根本没有经验或者教训可以借鉴,我们对此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准确的推测,这口“井”可是一口黑洞洞的不见底的深井!

对其四,要解决中国的性别比失衡问题,从控制滥用技术手段上来解决固然是一条捷径,但多年来一直也没有拿出可行的措施。赵白鸽也承认:“由于对违规鉴定性别和非法堕胎取证困难,……现在农村的人口流动性又很大,这个管理确实有非常大的难度。”今年6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又建议对“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后果”进行刑事处罚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论证,暂不纳入刑法。既然如此,赵白鸽的“应该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产生显著的结果”的推断究竟依据什么?抑或是一个理想化的猜测?而即便真如赵白鸽所说能够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产生显著的结果,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这个本已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不是要变得更加不可救药?还将由谁来收拾这个更加糟糕的残局?

此外,我认为,在全球迅速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再根据上世纪中国一国的国情来制定现在乃至将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明显不合适的。应该把目光放宽一些,放远一些,看看全世界的人口趋势。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陷入人口负增长而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相应的政策,以延缓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步伐?是不是应该保持我国适度的人口增长,以对这些国家日益减少的人口进行必要的弥补?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问:

国家计生委的高官,你在为谁辩护?

是为了国家的前途还是为了计生委的面子?

国家计生委的高官如果能够放弃竭力维护计生委面子的立场,如果能够放弃维护计生委部门利益的立场,真正站在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的话,也许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坚持他们的所谓理论了。但愿他们不再坐而论道,能够到基层去认认真真地搞搞调查研究,而不要轻信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统计”出来的虚浮数字,这才是中国的幸事,中国人民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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